两千多年前，孔子就反复告诫他的弟子们“过则勿惮改”，他也希望更多的人能理解并做到这一点。在孔子的影响下，后世无论治学还是修身，都主动追求“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”。这种内省精神，在古代即使贵为皇帝，也都极为看重。比如汉文帝刘恒、明太祖朱元璋，都有说错话做错事后及时悔悟补救的故事。

在汉文帝的这个故事中，另一个主角是低阶官员冯唐。冯唐敢于直指皇帝的过失，皇帝的情绪由愤怒而转为赞许，由此体现对明君和诤臣的双重嘉许。明代洪楩《清平山堂话本》对此有很精彩的描述。当然了，话本毕竟不是正史，里面的故事按民间说书人的路数来写，免不了有很多道听途说、夸张附会的成分，但读起来倒是十分热闹。

书中写道：汉文帝时，匈奴寇边，汉将云中太守魏尚善于用兵，屡败匈奴，威震边境。文帝令仇太尉前往劳军。仇太尉趁机欲索取厚礼，被魏尚拒绝。魏尚还反唇相讥：“天子为王事而来，彼为私心而来。”仇太尉挟恨不辞而别，回到皇帝面前诬告魏尚。文帝听信谗言，免魏尚太守职，并命人将其长枷下狱。匈奴闻知魏尚已非边境守将，肆无忌惮地入境侵扰。

为鼓舞士气，汉文帝亲往慰问驻防的军队，在香火院住宿时，巧遇担任中郎署长的冯唐。汉文帝问须发皆白的冯唐，这么大年纪为何还是一个小小的郎官?冯唐答，我是个儒生文人，在秦朝时，正好赶上焚书坑儒。到了汉朝，先皇更喜欢武将，也没机会获得擢拔。如今幸运遇到圣主临朝，崇儒重道，机会来了，但是我已经年过八十岁，没有合适的职位可以出任了。汉文帝听到这里，一时没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“你这老头，奈何如此之命薄!”

香火院廊壁上有人物画像，画的都是前代功臣。因为当朝正面临匈奴侵扰而夙夜不安，汉文帝一下子来了兴趣。看到赵国名将廉颇、李牧的画像后，汉文帝说：“我以前在代州的时候，听说赵将李齐打仗非常勇猛，我印象非常深刻，一直记着这个人，李齐与廉颇、李牧相比如何?”冯唐直率地回答：“与廉颇、李牧相比，李齐相差甚远，恐怕十不及其一。”汉文帝感慨，“我常读《史记》，也知道廉颇、李牧善于用兵，要是现在我有廉颇、李牧这样的良将，又何须担忧匈奴!”想不到，冯唐听了汉文帝这话，直接怼过去：“恕我直言，就是现在有廉颇、李牧，陛下也不能善用之。”

汉文帝闻言大怒，拂袖而去。众人议论纷纷，指着冯唐说：你这么大年纪，说话还没个分寸，此番肯定是老命不保了。冯唐倒是没当回事儿，神色自若。

过了一阵儿，汉文帝感觉有点后悔了，命人召来冯唐，并责怪他说：“我虽不圣明，但你怎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挖苦我?”冯唐赶紧告罪：“我就是一个山野村夫，不懂忌讳，误触天威，罪该万剐。”汉文帝这才消了气，问他，“你为什么说我即使有廉颇、李牧也不能善用?”冯唐回答，以前皇帝以隆重的礼节拜将，主要是明确赋予大将权威，而大将在外带兵打仗，所有事情可以自主管理，这是对大将的充分信任。李牧在赵国为将时就是如此，因他威名远扬，周围国家轻易不敢侵犯。后来，赵王因谗言杀掉李牧，赵国很快也就灭亡了。

铺垫到这里，冯唐话锋一转，开始为魏尚仗义执言。他说，魏尚为云中太守，善于用兵，又善于调动士卒积极性，三军用命，屡获大胜，所以，匈奴“不敢正眼而觑视中原”。现在，陛下法度不明，赏太轻，罚太重。魏尚本是国之柱石，陛下听信谗佞之言，罢其官爵，夺其军权，下狱问罪，才导致匈奴长驱大进。因此可以推知，陛下即使有廉颇、李牧这样的大将也必不能用。

汉文帝被冯唐一番直言警醒，感叹“非卿所奏，则寡人遭万世之骂名”。于是，一面命人抓囚仇太尉，一面令冯唐持符节前往云中，赦免魏尚之罪，复其大将之职。

冯唐的故事，在《史记》中也有记载。与《清平山堂话本》对照一下，二者主要区别有三点：一是，《史记》中关于冯唐的记载，主体内容放在冯唐对“文帝即使有廉颇与李牧也不能用”的阐述上，整个描述也比话本平实得多。二是，《史记》点明了魏尚被免职下狱的真正原因，即“坐上功首虏差六级”，也就是说，魏尚虚报斩获敌人首级6个，有虚报战功之罪;话本虚构出仇太尉劳军索贿的情节，为了让矛盾冲突更加戏剧化，也让魏尚这一形象更具悲剧色彩。三是，《史记》还记载了之后冯唐的大致经历，“七年，景帝立，以唐为楚相，免。武帝立，求贤良，举冯唐。唐时年九十余，不能复为官，乃以唐子冯遂为郎。”可见，到汉武帝时，冯唐又被举荐，可惜他已经九十多岁了，实在无法再外出做官，只好让他的儿子代替了。

冯唐前期仕途坎坷，后来虽然也算是官运亨通，但毕竟年纪大了，难免会让人为他生出岁月蹉跎之叹。他后来虽然年事渐高，但得遇明君而屡获封赏，又成了一个很励志的故事，极易让那些一时失意者心有戚戚，生出对明君圣王的美好期待。王勃写《滕王阁序》时，联系到自己的处境，曾深深感叹“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”。苏东坡在密州时，曾豪爽地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词作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，一句“酒酣胸胆尚开张，鬓微霜，又何妨!持节云中，何日遣冯唐”，把自己虽已年高犹然奋进的理想和抱负，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说起来，在明太祖朱元璋身上也发生过一个类似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另一个主角叫茹太素。按《明史》记载，茹太素“洪武三年乡举，上书称旨，授监察御史”，可见，其文笔还是相当出色的。茹太素的职位也不断获得提升，“(洪武)六年擢四川按察使，以平允称。七年五月召为刑部侍郎。”从这里看，他为人处事比较高明，以“平允”而为人称道。在这个职位上，他曾上书朱元璋，建言增加磨勘司官吏数量等，“帝皆从之”，也能看出他是比较受皇帝信任的。

茹太素因为一个奏折写得太啰唆，被朱元璋叫过来狠狠打了一顿。《明史》记载，洪武八年，“(茹太素)陈时务累万言。太祖令中书郎王敏诵而听之。中言才能之士，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。言多忤触。帝怒，召太素面诘，杖于朝。”其实，引发朱元璋发怒的更直接原因，并非“言多忤触”，而是“累万言”。也就是说，茹太素挨的这顿打，首先还是奏折太长引起的。一个奏折洋洋万言，实在是太长了。按明《礼部志稿》等记载，这篇奏折达17000余字，写到6000多字尚未切入正题，还剩1000多字时仍然没提出重点来。朱元璋自己都不愿意读，所以才找人念了听。听到16000字的时候，还没听出个所以然，他忍无可忍，怒斥“虚词失实、巧文乱真，朕甚厌之”，于是，茹太素这顿揍就难免了。

毕竟没听完，朱元璋想想不妥，第二天，又命人来到宫中，把奏折剩下的内容读完，结果“得其可行者四事”。朱元璋由此感叹，“为君难，为臣不易。朕所以求直言，欲其切于情事。文词太多，便至熒听。太素所言，五百余言可尽耳”。朱元璋认为，茹太素的奏折，确实是言之有物，而且有四个建议是可行的，但废话太多，五百字足够了。发生了这件事之后，朱元璋特别下令制定文书格式，要求大臣上奏折一定要避免长篇累牍和废话。皇帝日理万机，哪有时间去看去听那么多废话。

就拿这两件事来说，两位皇帝皆算有小过，并没有误了真正的大事。倒是两位臣属过失更大一些，一则言语过于直切，说话未留余地;一则行文过于啰唆，奏折不得要领。想来他们也都能从亲身经历中吸取教训，同样的过失不敢或不愿再犯。事实上，改过很不容易，每一次闻过则改，都是一次离开暂时舒适区的极大挑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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